2017年12月10日19时20分，黄帅因卵巢癌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。七零年代“最有名的小学生”匆匆走完57年短暂的人生。
她多次登上国家主流媒体，受到高度关注，曾经被称作批“师道尊严”的“反潮流小英雄”，也被批判为恶势力的爪牙。人生跌宕起伏，令人唏嘘。
小小年纪的黄帅遭人利用，被推上政治的风口浪尖，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因此改变。
纵观过往，她不过是一缕微不足道的涟漪，不经意搅动了时代的大潮，暗流涌动，被卷入历史的漩涡，无力自拔。斯人已逝，如今回顾那段往事，为探视一番事情当年的面貌。
日记风波
时间倒回至1960年的北京，尚不足月的黄帅一声不吭地降临了人世。护士对准小屁股拍了又拍，仍未见啼哭，急忙给她吸上氧，放进保温箱。
黄妈妈常年贫血，孕期逢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，身体亏空。肚子里的黄帅跟着营养不良，加上早产，差点没保住。
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，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黄爸爸，当了半辈子无神论者。只是这一回，他在心里求神拜佛能留住他的孩子。
好在小黄帅福大命大挺了过来。看着眼前孱弱的小生命，黄爸爸心有余悸，想给她取个强有力的名字。所谓“猛士思灭胡，将帅望三台”，就叫黄帅吧。
童年的黄帅虽然体弱多病，但她聪明伶俐，颇有主见，喜欢把自己看到的、想到的，记在日记里。
写日记，能锻炼文笔，培养观察力，是个好习惯。谁也没想到，一个好习惯竟然有天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。
1973年9月8日下午，五年级的黄帅坐在教室里，心里有点小期待。
早上交了一篇很用心写的日记，待会就要讲评了，说不定会被表扬。她在日记里给班主任齐老师提了不少意见，比如不该总是批评同学，很少表扬，不该说什么拿着教鞭打人的话。
这位新班主任叫齐鸿儒，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小伙子，脾气有些暴躁，同学们见了他，还有些害怕。齐老师说日记得写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黄帅一想，那就给老师提提意见吧，这是眼下最真实的想法。为了写好这篇日记，她没少费心思，专门查字典，还改了好几遍。
黄帅觉得自己就像进谏的忠臣，帮助老师提高自己，心里不由升起一股骄傲来。没想到，抬头只见到一张怒气冲天的脸。
齐老师不留情面地当众批评，说她是拆台，要降低老师的威信。黄帅懵了，怎么跟故事里的讲得完全不一样？
黄帅的脑子里蹦出一堆“昏君”、“暴君”、“野蛮人”的词汇，不知道忠言逆耳吗？
明明是他的缺点，好心帮他指出来，却被这样对待。认定的道理就要坚持，小姑娘执拗的脾气上来了，后面连续几天都在日记中点出老师的不是。
齐老师年轻气盛，不懂得包容。黄帅越那样写，他就批评得越厉害，师生俩不自觉地对立起来。齐老师还叫其他学生远离黄帅，当她是反面典型。
黄帅不过是个13岁的少女，心思敏感，这种被孤立的感觉让她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。
察觉到女儿情绪低落，黄爸爸想过给孩子调个班级。他带着黄帅去了好多学校、教育局相关部门，找了两个月还是没调成。
偶然的机会，黄帅发现有个学生写信给报社，在记者的帮助下解决了自己的难题。
眼睛一亮，她决定给自己常看的《北京日报》写信，讲出自己的委屈。她希望媒体能调和她跟老师的关系，信里还特别用到听来的词——“师道尊严”。
没多久，《北京日报》就安排记者来采访并带走了黄帅的日记。小女孩满怀期待地等着报社的人帮她协调，只是她不知道此时她的信和日记已经被相中，正准备用来大做文章！
12月12日，黄帅的来信和摘选的6篇日记被完整地发布在《北京日报》头版极为显眼的位置。过了6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又头版整篇转载。
两篇文章都加了长篇编者按，指出黄帅是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，提倡学习她“反潮流”的革命精神。
两大主流媒体带了节奏，其他媒体紧跟着响应起来。一时间黄帅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小将。
全校，全北京都在讨论学习黄帅，反师道尊严，反修正主义。写第一篇日记所期望的表扬，此时被放大到极限，莫名其妙地从社会各界倾泻过来。
不过是希望老师接纳她提出的问题，怎么突然变成敌我矛盾？敌人是谁，是齐老师吗？他很凶，可是对教学认真负责，是个好老师，怎么能是敌人呢？
黄帅很困惑，以她的年纪不能完全消化这一切。现在到底宣扬的是什么，批判的是什么，她也不知道。
这些疑惑，黄帅去问爸爸，他只是忧心地看着她，并不解释。她有点害怕，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尽是些演讲、喊口号的场景。
爸爸不敢对她多说，生活在非理性的时代，说多说错都可能导致极其可怕的结果，知道的少更安全。
“王亚卓”的来信
中关村第一小学由于黄帅的关系，不断被宣传、表彰。跟黄帅沾了点边的人都成了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启明星，不少人因此升了职。尝到利益的甜头，更多人趋之若鹜，一头扎进所谓“反潮流”的教育革命活动当中。
“反潮流”的火越烧越盛，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类似黄帅的典型。有些地方还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，老师主动劝说学生写自己的大字报。
学生绞尽脑汁编出的尽是些奇怪的事，什么踩踏了自己家两棵麦苗，讲了两句脏话诸如此类。
写完大字报一贴，一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，老师公开场合做个检讨就行了。好比黄帅的齐老师，也只做了检讨没受太大的冲击。学生要是不写大字报，说明清白，说不定会定性为不配合革命工作，变成敌我矛盾！
各地的乱象，很多人把矛头的焦点对准黄帅，认为她太狂妄自负，搅乱了整个社会。不少人蠢蠢欲动，打算写信批评她。
1974年1月19日，黄帅收到了一封来自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的信，署名王亚卓。
王亚卓是何许人也？“他”居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个知青，分别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新闻干事王文尧、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以及政治处报道员邢卓。这三个人在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，组成了“王亚卓”。
他们眼见身边的学校被所谓的革命小将搞得乌烟瘴气，一塌糊涂。还有人欺侮老师，不由义愤填膺。
三个人一合计，决定找上始作俑者——小学生黄帅来辩论一番，他们要告诉黄帅她错了。单纯幼稚的小伙子们拎不清楚，此时黄帅本人认为的对错根本不重要。
文笔最好的邢卓立马拿起笔，三下五除二，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章一气呵成了。
他指出黄帅不该把老师当做阶级敌人来对付，举例日记中帮老师改错误的语气过于生硬，确实有伤害老师尊严的情况。他还指出过于强调“师道尊严”，就是“学道尊严”。
黄帅看了信，觉得挺有道理，当天就执笔给“王亚卓”回了一封信。她在信中承认自己年纪小，不成熟，有的地方考虑得不全面，想要跟他进一步沟通交流。
那会正好是春节期间，一个人留守的邢卓收到了信。他发现黄帅在信中态度诚恳，语气稚嫩，不是原来想象的样子。
小姑娘有这态度，思想应该很容易就能扭转过来。邢卓认为自己的努力有了很大成效，干活都起劲不少。
邢卓信心满满，酝酿着再给黄帅回一封信，把这个道理给她彻底板正过来。
2月11日一条名为《黄帅至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》的广播，给他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冰水，透骨凉！信里犀利地批驳“王亚卓”的观点，称其为资产阶级势力复辟的嚎叫。
邢卓不敢置信，掏出黄帅前几天的亲笔信，看了又看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
当天，这则广播内容再次登上《人民日报》头版，编者按语中特别点名“王亚卓”错误指责革命工作。一个小学生居然有如此大的能量，《人民日报》头条说发就发？他后怕了。
那篇公开信的文章，黄帅没有读过，也读不懂。她惊讶地发现家里许多报纸都出现了“黄帅：”的字样，冒号后面的话到底是谁说的？
不同场合，都有人递上讲稿，照着念即可。讲稿晦涩难懂，黄帅顺不下来，组织者就帮她演讲，仍然冠着“黄帅说”的名号。
远在内蒙的“王亚卓”哪里会想到这种情况。等他们意识到，已然在被处分的边缘了。王尧山、恩亚立、邢卓这三个热血青年被殴打、关押、最后流放。
期间，邢卓的小妹妹惊惶过度，突发疾病去世，相当惨痛。
一落千丈
“王亚卓”三人境况悲凉，黄帅则生活在虚幻的荣光之中。她如同一只牵线木偶，任由摆弄。十三四岁的年龄，身处的环境，让她没有那种认知，更没有可能去对抗。
他们都不曾察觉，命运的齿轮正在悄悄转动，又一次的转折即将来临。
1976年10月，恶势力被粉碎，举国欢庆。初中生黄帅打心底里觉得欢喜，积极地贴着标语，参加庆祝游行。完全没意识到，周边许多异样地眼光正向她和家人投射过来。
“打倒黄帅，打倒恶势力的‘爪牙’！”
一张大字报贴到黄家的门口，紧接着是第二张，第三张……昨天还是积极向上的红色少年，今天风云突变，成了肮脏龌龊，遭人唾弃的“小爬虫”。
黄帅惶恐极了，每天上学放学都会被认识的、不认识的人谩骂、唾弃。还有人丢来砖头、石块，一不小心就被砸得头破血流。
9岁的妹妹黄将同样未能幸免，时常被打得伤痕累累，哭哭啼啼地跑回家来。梦魇般的日子，姐妹俩被折腾得无法入睡，整晚抱头痛哭。
黄帅写信的时候，黄妈妈身在河南的“五七干校”，当时的情况并不清楚。
单单是黄帅母亲的身份，她就被批判、审查，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。患有再生性贫血的黄妈妈，身体虚弱，加上精神创伤，一次次晕倒在家。
妈妈尚且如此，不用说日日在身边的黄爸爸了。他被认为是这件事情的主谋，很快被隔离审查，不让回家。
娘仨又惊又怕，抱在一起哭泣。家里不时闯入一帮抄家的人，把信件、照片、日记等等一一抄走。
1978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披露当年恶势力指使、参与“王亚卓事件”的全过程。
“王亚卓”三人沉冤得雪，黄帅的爸爸被批捕入狱，开除党籍和公职。愤怒的人们把他拖到批斗大会上各种批判。他被剃光头发，跪在地上，精神和肉体，双重折磨。
父亲被抓，母亲重病，妹妹年幼，16岁的黄帅只有硬着头皮，逼自己成长，打理家中的一切事务，做个顶梁柱。
大形势混乱，善良的老师还是看到她的品学兼优，好心的邻居体谅她坚强担当。他们愿意雪中送炭，给黄家那段艰难的岁月添了些许温暖。
1979年1月，黄帅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毕业证书。5年的中学生活，一多半是在苦难中度过。
翻看这五年的成绩记录，除了体育得过三次“中”，英语得了一次“良”，其他都是优秀。那样的年月与境况，取得这样好的成绩，非常不容易。
同年七月，黄帅跟同学们一起走进高考的考场，满分510分，考了320分。当时北大附中重点班里有30个同学达到录取分数线，她是第九名，相当不错。
填志愿的时候，黄帅一口气填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八个工科专业。她害怕文科，要远离政治。
到录取的时候，问题又来了，没人敢录。当时的国家领导了解到情况，说黄帅是个孩子，犯了错误，应当给予改过的机会。
成绩达到了，应当录取，培养好了还是个人才。北京工业大学这才给黄帅发了录取通知书。
走出阴霾
9月9日，黄帅在父母的陪伴下走进了北京工业大学，开启大学生活。刚到新环境，黄帅不敢与人多交流，生怕提及往事。
老师和同学们善解人意，时常从生活上关心、照顾她。有时外面来人寻黄帅的麻烦，他们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。
大学的温暖让黄帅慢慢敞开心扉，重拾勇气，积极面对生活。此时她心里还有一个结没打开，就是被连累的爸爸。
当初被投入监狱的黄爸爸，被定性为敌我矛盾，出狱后只能在单位扫厕所。黄帅愧疚，认为这一切是自己造成的，努力寻找机会为爸爸平反。
刚好在1979年，政府全面展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，不少年代久远的冤案陆续被平反。1981年1月，黄帅鼓足勇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，阐明爸爸的冤屈，希望得到平反。
在领导的密切关注下，黄爸爸的案情得以重新调查。最终洗去冤屈，恢复了党籍、公职，还补发了工资。
压在黄帅身上的大山终于甩掉了，一身轻松。重新成为普通人的这一天，她不知道期盼了多少个日夜。
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工作，之前有太多想尝试却不敢做的事情。她想见见外面的世界，打算出国留学。
1988年，黄帅背起行囊，告别双亲，前往日本求学。在日本，她刻苦努力，取得东京大学广域科学的硕士学位。
与此同时，她遇到人生挚爱——一位来自山东的留学生，二人很快结为连理，还拥有了可爱的儿子。
日本的生活很顺遂，黄帅却始终深陷于思乡的情绪中。故乡的风，故乡的水，一声声乡音，家中苦苦守望的老父老母，都化作牵引绳，把她拽回家。
1998年，她结束10年旅居日本的生活，又回到母校北京工业大学，在出版社做一名编辑。
整整20年，黄帅没敢从事与文字相关的职业，尽管那是幼时起便热爱的工作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母亲认为她的文字是惹祸的根源，哀求她不再动笔。
她也曾愤怒地将带来梦魇的日记悉数付之一炬。时光终究冲淡一切，再捡起文字的时候，黄帅释怀了。
多年前报纸上时常出现的“黄帅说”，冒号引号带出大段的黄帅本人根本说不出来的文字，是她噩梦的根源。
2007年，黄帅克服心魔，接受记者王灵书的采访，第一次敞开心扉，讲述那段讳莫如深的往事。这一天，她算是真的走出了阴霾！
参考文献：
《走进黄帅》王灵书-《报告文学》2007年05期
《雪纷纷》
《1973年12月12日，黄帅事件》-《党史博览》2016年第7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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