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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化以前军政关系如何影响巴基斯坦的发展?

      巴基斯坦1947年建国,迄今71年,其中军人统治就占33年。作为军人干政的典型国家,军队对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;军队从一开始时的单纯武装力量,逐渐演变为今天巴基斯坦政坛的主要角色,而文官政府对此也并非坐视不管,其与军队的争斗贯穿整个巴基斯坦发展史。

      军队干政是当今世界屡见不鲜的一种现象,如缅甸、孟加拉国、印尼、土耳其、埃及、巴基斯坦等国,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,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发展走向。

      本应作为对外保卫的武装力量却成了影响国内走向的关键因素,这使得军队与的关系成为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,相关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。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军政关系做了深入探讨,认为军人的专业主义是其与家关系紧张的根源。后来亨廷顿出版名著《变化社会中的秩序》,其中明确对巴基斯坦军事统治者阿尤布•汗推行的“基本制”赞不绝口,认为正是这种有秩序的强大政府才是巴社会迅速发展的根本。亨廷顿还就军队如何非化,提出了10项举措:一是清洗所有不忠诚的军官,迫使他们退休;二是毫不留情惩罚企图推翻新政府的;三是明确规定政府文职是军队的总司令;四是大量削减和压缩军队的规模;五是提高军官们的待遇,改善其生活条件;六是引导军队去关注起维护的使命,以免他们考虑对国内的干预;七是将军队调到边远地区,尽量减少首都的驻军;八是向军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电子设备,使他们专注于新技术的学习和兴趣;九是通过各种方式亲近军队,密切同军队的关系;十是培养和维持一个亲政府的组织,一旦军人有企图,他们就会走上街头保卫政府。但亨廷顿没有指出军队执政后为何放弃政权。

      而美国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在缺乏强大的宪政传统的情况下,军政府由于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成为权力的有效竞争者,即使军方选择在幕后行使权力,对强制性资源的实际垄断也赋予它潜在的巨大权力。阿尔蒙德指出,“如果通过或威权政党体系都不能就利益综合达成协议,那么军方就会作为能够维持和平政府的唯一力量而在幕后出现。武装力量可以运用它们的权力来推进机构的或意识形态的目标”。

      学者迈克尔认为,军事频仍的国家可称为普力夺主义(praetorianism)盛行的国家,普力夺主义不仅是渴望权力的将军们的问题,也反映了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冲突。在普力夺主义的社会中,不仅仅是想要获取权力的将军们,还有其他许多群体——如学生、工会、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——都想夺取国家机器。由于形势的限制和平衡的崩溃,没有人按规则行事。在这样混乱和崩溃的局势中,相比于其他众多的权力竞争者,军队是最适合夺取权力的。因此,普力夺主义通常意味着军事接管。

      美国比较社会学家利普赛特(Seymour M. Lipset)认为,为了使成功,一国必须达到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。他指出,“巴基斯坦等南亚次国家的经历表明,成功的需要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等前提条件”。

      英国学者芬纳(Samuel Edward Finer)指出,相对于政府,军队有三种优势:高度组织化;高度情绪化的象征性社会地位;垄断武力。他据此提出三种军人干政的缘由:一是军队自视为国家保卫者,现政府正在损害国家利益;二是军队认为作为专业人员,其内部事务不应由政府来决断;三是军队因国内反对,也许会抗拒政府命令。他还提出军队干政的五个必要条件:1.军官的职业化。职业化原本应让军官远离,集中在专业领域,但另一方面,职业化也催生了干政冲动,因为职业化将军官与决策者隔离,所以军官有摆脱决策者控制的愿望。2.民族主义崛起。国家取代王朝成为军队效忠对象,军队也容易自视为国家的最终保卫者。因为大众信奉民族主义,军队很容易成为国家独立象征,受到民众尊重。民族主义使得军队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。而且,民族主义使得效忠国家与效忠个人并非相同,政府必须向军队表明,其与国家一致,代表国家利益。否则,军队就不会忠诚于政府。3.主权概念发生变化,主权等于人民,民众等同国家,是合法性唯一来源。所以军队干政可以在民众支持下进行。4.军队自视为国家保卫者,恢复秩序。5.军方往往出于爱国热情,认为新独立的国家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,从而发动军变。

      以上学者的分析基本涵盖了军队干政的根源与影响,但具体到每个国家,情况又有所不同。巴基斯坦1947年建国,迄今71年,其中军人统治就占33年。作为军人干政的典型国家,军队对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;军队从一开始时的单纯武装力量,逐渐演变为今天巴基斯坦政坛的主要角色,而文官政府对此也并非坐视不管,其与军队的争斗贯穿整个巴基斯坦发展史。笔者曾撰写《巴基斯坦军队的角色:一种简史》一文,就巴基斯坦军队的角色发展做过一番梳理,现就巴基斯坦文官政府与军队的斗争做一次概述,力求对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发展的深层次动力进行分析。

      巴基斯坦独立初期的十余年,军队处于逐步正规化、定型化过程中。独立伊始的巴基斯坦军队,兵少将寡,全军仅有一名少将,而印度也只有两名将军。因为军官人数不足,巴政府暂时雇用了大量英官出任高级军职。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军队没有经历过独立解放战争的洗礼,巴军可以说是一支“前殖民军队”,而不是一支“民族解放军”。多数巴军官加入巴军之前都是英属印度军官,他们接受了传统的英事教育,即强调军事专业素养,培训军事知识与专业训练,但不参与讨论。在英印时代,印度总督兼任军队总司令,士兵被严禁参与活动。在这种背景下,印巴分治建国后两官仍然普遍信奉“文明的应当是文官统治与议会,而且在英属印度政府统治下,军官们普遍对观点非常谨慎”。独立后,巴军继承的军事院校依然在英国人监管下实施军事专业训练。故建国初期的巴基斯坦军队继承了英属印度时代的军政关系,秉承“军事、行政完全隔离”原则,加入巴军的年轻军官们依旧秉承中立态度,并将这一传统传递给新一代军人。

      巴基斯坦是国父穆罕默德•阿里•线年)率领“穆斯林联盟”团结南亚次多数穆斯林,坚持“两个民族”理论而成立的。真纳是印巴分治前印度穆斯林联盟主席,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袖,巴基斯坦首任总督,在巴全国享有巨大威望,但真纳因为去世较早,没有系统对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进行清晰阐述,但他也对军队的作用进行了归纳:“我要你们(军官)认真学习《政府法》,这是我们目前的宪法,国家行政权威来自巴基斯坦政府首脑,也就是总督,因此你们接受的任何命令必须得到行政首脑的批准。这就是军队的法律地位。”

      巴基斯坦在建国之初建立了完整的行政机构,对国防事务进行监督和管理。1948年6月,作为国防决策最高机关的内阁国防委员会(Defense Committee of the Cabinet)成立。内阁国防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“依据政府政策方针,决定军队的任务,委托联合参谋委员会制定具体行动计划,执行国防决策”。该委员会由总理任主席,成员包括内政、国防、财政、外交部长。委员会商讨国防事务及行动计划时,可邀请军队出席会议。内阁国防委员会还下设一个国防理事会(Defense Council),由国防部长领导,成员由文职官员构成。军队事务都由内阁国防委员会管理和监督,因此建国之初的巴军完全在政府控制之下。

      但巴建国伊始,百废待兴,印度的威胁及内部分离势力使巴政府极力加强军事建设,总理阿里•汗虽亲自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,但实际上并无精力和时间来管理国防事务,这给了军队很大的自主空间,军队将领可直接向总理汇报,在制度上绕开了国防部长这一层级。同时,军方将领认为包括阿里•汗在内的所有政客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对并不在乎。阿尤布•汗的参谋及传记作者艾哈迈德(Mohammad Ahmed)曾回忆说,“当时内阁没有全职的国防部长来处理困难重重的军事问题……总理兼任国防部长,但同时他又是党主席,整日忙于巩固自己党在上的位置……其继任者也从没有时间参与国防部的重要军事会议”。担任总司令的阿尤布•汗“出现在每个场合,参与所有重要的事情,任何政府重要决策都要咨询他的意见,不管是教育、金融、外交、工业甚至社会福利事务都不例外”,“所有决定都是陆军总部(GHQ)作出的。中央政府和行政高层对军队没有任何控制”。这就为后来军队逐渐干涉埋下伏笔。

      1958年至1971年,经历了阿尤布•汗与叶海亚•汗的军政府统治;之后,巴基斯坦文官政府迎来了新的契机,军政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      1971年,孟加拉国(巴基斯坦独立时是其一部分,因位于东部而被称为“东巴基斯坦”)从巴基斯坦独立,巴军方惨败,灰头土脸,将权力交给大选获胜的人民党。人民党党首阿里•布托正式就任总理,开创了巴历史上首次经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掌权的时代。巴基斯坦国家命运发生转折的同时,军政关系也呈现出新的面貌。

      1971年的战败让军方颜面无存,拱手将权力交给大选获胜的人民党,当时社会也认为军方再也难以上台,“军方再次攫取政权的唯一可能就是文官政府的彻底崩溃,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。可以说,军队的角色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起作用了”。但实际上,整个布托时代的军政关系仍然极为紧张。

      第三次印巴战争(发生于1971年,与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密切相关——编者注)后接任总司令的哈桑将军无视政府权威,不时抗拒政府命令。布托内阁曾要求哈桑去汇报近期的军事预备情况,但哈桑断然拒绝;旁遮普省、西北边境省曾一度发生运动,政府希望军方出面恢复秩序,但遭军队拒绝;内阁召开部长级国防会议时,军方却指派低级别年轻军官出席。作为前任军队总司令叶海亚?汗的总参谋长,哈桑将军与军队高层仍然坚持“军队应主动发挥作用”的理念,仍然将自身视为体系监护人,时常抨击政府举措,当时还不时传出军方密谋的消息,尽管传言难以确认,但阿里•布托对军方怀有疑虑。有一次布托出访土耳其,准备回国时收到紧急信息,要求其推迟起飞,尽管还没有新消息传来,阿里•布托就断言军方发动了,可见布托对军方的恐惧。为了彻底消除军方威胁,阿里•布托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重大变革。

      一是撤换军方高层,扶植亲信将领。阿里•布托不甘心被军方架空,提前行动解除了军队高级将领职务。布托找借口邀请总司令哈桑与空军司令拉希姆到总统官邸与会,并将两人拘禁,迫使他们辞职。形势稳定后,布托公开宣布两人被解职,并谴责军队。哈桑与拉希姆被派到国外当大使,远离了。随后,布托对军队开展大清洗,约30名曾在叶海亚•汗政府工作或与1971年战争有关的高级军官被解职。布托任命迪卡•汗中将(Tikka Khan)为军队总司令,迪卡•汗将军性格温和,对布托忠心耿耿,正是在迪卡•汗将军领导下,巴军方挫败了军中少壮派的阴谋。1973年3月,一群陆军、空军中级军官密谋,计划推翻政府,逮捕高级将领,但被三军情报局挫败,布托政府安然渡过危机,这场未遂被称为“阿塔克阴谋”(Attock Conspiracy)。

      二是掌控军方人事大权。为加强对军队控制,布托亲自担任国防部长,并严密监控准将以上将官晋升。对于那些有倾向的军官,布托极力推迟或否决其晋升,他认为忠诚于政府的,则大力提拔。布托还通过政府下属情报局(Intelligence Bureau)监视具有倾向的军官,对军队实施铁腕统治。

      三是制订宪法消除军队干政基础。为消除军队干政的根源,实现理想,布托主持制订了1973年宪法,明确规定了军队权限,严格禁止军队干政,为政府控制军队提供了法律基础,这部宪法成为延续至今的巴国家根本,对巴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      1973年8月14日,宪法正式生效,规定巴基斯坦实施议会联邦制,多数党领袖成为总理来执政,明确军队应服从政府法令,军队主要任务就是“保卫巴基斯坦,反对外来侵略,服从法律,当政府请求帮助时,应提供援助”。宪法还特别规定,颠覆宪法形同叛国,后来国会进一步通过法律规定,叛国罪可判死刑[7]。宪法还规定,军官入伍时必须发誓不从事任何活动,每名军人入伍时需宣誓:“我庄重宣誓,我将秉承信仰,忠于巴基斯坦,保护体现人愿的宪法,无论如何不参与任何活动,依据法律尽心服务于巴基斯坦军队。”以前的入伍誓言虽然包括效忠宪法,但没有明确禁止军队干政的字句。根据宪法,虚位总统是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,但实际上总理领导的内阁真正掌控军队,负责国防决策。宪法生效后,布托出任总理。

      四是改革军队管理体系。1976年,布托重建内阁国防委员会,作为执掌国防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。国防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席,负责军事决策及协调各部门。国防部“负责国防及三军相关政策与管理”。

      布托政府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追究军方1971年战争失败责任。鉴于战争期间陆、海、空三军协作不力,委员会建议成立联合参谋处,作为协调三军及政府部门机构。

      1976年,布托政府发布《国防组织》,正式宣布确立政府控制军队体制,改革军队指挥架构。公开宣布“国家国防政策不仅仅是军队的事务”,“国防需要高层的有效控制”,以及“基层大量组织和机构提供详细信息,分析,以便于政府进行决策”。因此,总理才应该是国防事务的最终决策者,“总理决定国防在国家建设中的意义,并指导全国努力达成目的”。总理是“政府范围内唯一能决定如何分配国防资源的人,也是唯一可以决定建立、拓展、重组机构,以保证这些资源的恰当利用,唯一可以召集、发展武装力量的人”。

      确定设立联合参谋处,重组军队高层指挥结构,其目的一是提高各军种的合作,二是削减军队指挥官权力。联合参谋处设有一名主席,负有战争计划与协调的最高权威,但并不能直接指挥三军。联合参谋处主席应向政府提供军事咨询,其本人不属于三军指挥官序列。

      布托汲取印度经验,废除了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军队总司令一职,将陆军参谋长指定为三军首脑,并将其任期规定为4年(后又削减至3年),而且不准连任,防止将领长期任职、尾大不掉。

      为彻底打散军队在政府中的势力,布托对巴公务员体系(Civil Service)进行了彻底改造,职业文官负责各种行政事务,曾是军队实施统治的外围组织。1973年,布托利用民众的不满解散旧式“钢筋”(steel frame),建立了新式的公务员体系。

      五是设立联邦安全部队,摆脱对军队依赖。1972年10月,布托创建联邦安全部队(Federal Security Force),作为无力维持秩序时的后备力量,减少政府对军方依赖,防止军方卷入内政事务。联邦安全部队只装备轻武器,人数也不多,并不影响军队的地位,但军队普遍对联邦安全部队不满,1977年军变后,联邦安全部队这一机构被废除。

      阿里•布托大刀阔斧改革军队指挥体系,清洗高级军官,但鉴于印度的直接威胁与国内稳定的需要,布托不仅没有限制军队的发展,反而积极发展国防力量;布托统治期间,军方的整体力量没有受到太大限制,依然强大。

      军费支出持续增长。1971至1977年,巴基斯坦军费支出翻了两倍。1973到1974年,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(GNP)的6.6%被用于国防支出,相比之下,叶海亚?汗时期的1968~1971年这一比例平均只有5%。就在的1977年,布托政府还把军费增加了14.5%,显示了布托本人对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。

      积极发展国防力量。一是扩充兵力。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,巴军损失惨重,9.3万人被印度俘虏,为尽快弥补兵员缺口,布托政府批准额外招募两个步兵师,并提高士兵薪金和福利;二是加大武器更新力度。布托不顾政府财政紧张,积极购买武器装备,同时大力推动国内军工产业发展,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;三是保护巴军士兵免受孟加拉政府的战争罪起诉,并努力争取战俘回国,1974年巴军被俘官兵全部回国。

      维护军方颜面,没有追究高级将领战败责任。1971年战败是巴军史上惨痛耻辱,布托上台后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(Hamoodur Rehman Commission),就1971年战争失败责任进行调查。该委员会1972年7月提交报告,对驻守在东巴的高级军官提出了严厉指控,报告中有充分证据表明“所有部署在东巴的军官对军事失败都负有责任”,并建议政府对他们进行追责,“因为他们的不称职、无能、玩忽职守,直接导致军队失败……对他们进行追责,将确保未来悲剧不再重演,并警醒未来的高级军官们,他们的职责在于专注国防,而不是、国内管理和军法管制”。

      委员会还建议修订军官培训内容,增强军官们的知识,增强军队对政体的认知。但最终布托担心报告公开将对军方原本就低落的士气造成更大打击,也担心遭到军方反扑,故没有将这份报告公开,也没有追究高级将领的军事责任。但军方对报告并不认同,认为其对布托本人责任没有触及,双方关系仍然紧张。

      解决俾路支叛乱,增强军方自信。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地广人稀,资源丰富,当地部落不服中央权威,巴军方曾于1948年、1953年两次当地民族反叛势力;20世纪60年代也曾多次开展行动,打击当地势力。1973年2月,布托政府接到报告称俾路支省局势不稳,随后布托解散由民族人民党与伊斯兰贤哲会联合组阁(NAP-JUI)的俾路支省政府,实施总统管制。随即,在西北边境省也联合执政的两党联盟政府为中央,自动辞职。从1973年到1977年,俾路支省掀起大规模叛乱,最终被政府军,死伤超过8000人。军方借助平叛,在俾路支省“重新树立了巴基斯坦领土保护人的威信”,在国内中重新赢得了落脚点。1976年7月,布托首席安全顾问曾警告布托,“在俾路支省,军方已经接管发展领域,并开始制订所有政策。现在应该逐步将军队撤出,因为下级军官中都认为军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……军队正在又一次赢得民心。这非常危险,军队影响不可能就限制在一个省。我们不能坐视军队到处拓展势力”。仅一年后,军队就接管了政权。

      1976年3月,忠诚于布托的陆军参谋长迪卡•汗将军届满退役,布托将其委任为顾问。随后布托经过精心选择,任命三星中将齐亚•哈克(Zia-ul-Haq)为军队最高指挥官。齐亚•哈克资历与经验在军中排名并不靠前,排在其前面的将军至少还有五、六位,但齐亚•哈克出身印度移民,不会与当时军中占统治地位的拉杰普特人、普什图人结成同盟,且哈克为人谦逊有礼,是一名虔诚穆斯林,对上级忠心耿耿,这让整日担心军队干政的布托极为欣赏,最后越级将哈克提升为军队最高指挥官,但正是布托一手提拔的齐亚•哈克将布托送上了绞刑架。

      大选造成危机。按照1973年宪法,1977应举行议会大选,选举新一届政府。阿里•布托带领人民党执政5年,大力推行国有化及土地改革,获得一定支持,加上有情报分析人民党将赢得选举,故布托决定提前在3月举行大选。当时人民党的对手一盘散沙,伊斯兰分子、各弱小民族政党、中间派等各自为战。选举前不久,几个在野小党派刚组成了“联合阵线”(United Democratic Front)反对人民党,当选举日期公布后,“联合阵线”联合其他反对党组成了“巴基斯坦国盟”(Pakistan National Alliance),以伊斯兰促进会(JI)为首,希望集中力量在选举中扳倒人民党,其竞选纲领是在巴基斯坦废除非伊斯兰行为、消除官僚滥权、降低通胀及失业。但巴基斯坦国盟派别众多,情况复杂,不是人民党的对手。

      1977年3月7日,巴正式举行议会选举,人民党赢得200个议席中的155席,国盟仅赢得36个议席。但国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,省议会选举,要求布托政府辞职,成立看守政府,在军方监督下举行新的大选。布托拒绝举行新大选,希望与国盟谈判以解决分歧,并下令选举委员会调查大选,如果有非法行为,则取消选举结果。但国盟毫不妥协,决定3月11日举行全国总,加剧社会动荡,迫使军方出手,逼迫政府下台,举行新的大选。

      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是伊斯兰促进会的重要据点,也是这场的起点,很快全国各大城市都陷入动荡,政府出动人群,逮捕了国盟的。随后大演变成了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,4月9日,与联邦安全部队向拉合尔人群开枪,打死18人,上百人受伤。加剧了双方矛盾,全国各地冲突此起彼伏,暴力事件频仍,经济陷入停顿。在此过程中,国盟更改目标,要求在全国执行伊斯兰教法。

      为了平息事态,布托向反对派妥协。4月17日,布托宣布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实施“沙里亚法”、关闭全国酒吧、禁止酒精饮料和;一个月后,布托又宣布星期五为公众假日。但国盟并不满足,继续发动民众,政府无法控制事态,只能向军方求助。

      军队获得授权,介入调停。因为宪法限制军队实施军法管制,齐亚?哈克向布托保证,只要军队能自主决定行动,军方就能迅速平定。面对社会强大压力,布托无奈妥协,新成立的国会迅速修改宪法,授权军方可实施军法管制。4月21日,军方在卡拉奇、海德拉巴、拉合尔实施宵禁。三周后,军方获得法院授权,其行动不再受司法审查。

      6月3日,在沙特居中调停下,布托政府与国盟开始谈判;6月15日,双方达成协议,政府同意在10月举行新议会选举,国盟不再坚持要求布托辞职。但双方还没有正式签约,军方就在1977年7月5日发动军变,推翻政府,实施军法管制。军方批评人民党和国盟迟迟不能达成妥协,宣称他们的对峙“将国家置于危险的混乱和危机当中。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,我们不能坐视这种风险。军队必须有所行动”。哈克宣布他的“唯一目标就是组织自由、公正的选举,选举将在今年10月举行”。

      在巴混乱之际,由于军方的巨大力量,巴军方已经成为斗争中各方都竭力争取的对象。1973年初,伊斯兰促进会就曾呼吁军方推翻布托政府;1977年5月,国盟之一、退役空军元帅阿斯加尔•汗(Asghar Khan)向军队发出公开信,敦促军队不要遵守一个非法政府的命令,否则就会被视作“堕落的部队,只会杀戮平民”。他还呼吁军方拿出爱国热情,“现在国家到了危急时刻,每个人都要问自己是否正在做正确的事情。诚实回答这个问题,拯救巴基斯坦。安拉与你同在”。

      布托也极力拉拢军方,大幅度提高军官待遇,而军方也曾公开声明支持政府:“军事条例禁止士兵、水手、飞行员参与。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、内部颠覆时,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将随时待命,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……我们希望清楚阐明,巴基斯坦陆军、空军、海军团结一致,忠于宪法赋予的职责,支持当前合法政府。”

      1978年3月18日,阿里•布托被巴基斯坦高等法院判决犯有谋杀罪名;1979年4月4日凌晨,布托被执行绞刑。

      阿里·布托出身贵族,精通西方精神与政策,上台后对巴、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范围改革,其影响延续至今,布托也成为巴著名,至今仍被民众怀念。但其率领人民党上台六年就被军方推翻,其本人也被送上绞刑架。布托的悲剧命运和其个人性格、巴基斯坦国家特质息息相关,其下台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:

      一是丧失执政基础。布托率领人民党执政后,实施的一系列社会、经济政策伤害了社会中、上阶层利益,遭到联手反对。比如其劳工政策改革伤害了小企业利益;工业国有化则让大企业站到了对立面;向中下阶层倾斜的收入改革以及教育机构的国有化,侵犯了城市中产阶级利益。1977年选举中,城市中产阶级大力支持国盟;最重要的是人民党失去了城市中产左翼人士和学生的支持,这是人民党赖以起家的阶层基础,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托对党内左翼的清洗以及大量地主加入人民党,导致大批左翼人士离开。

      二是巴基斯坦制度化程度仍然偏低,布托个人也渐趋。布托创建人民党后,一手遮天,且实行世袭,使党内凝聚力下降,山头林立;人民党没有进化成现代化世俗政党。“布托建立的体系是不稳定的,主要依赖布托个人魅力,而不是建立一条制度化道路。”布托对权力极度渴望;1970年大选,布托的人民党席位虽然没有过半,但仍坚持与东巴的人盟共同执政。1977年,布托与国盟谈判期间,也没有认真听取反对派意见,反而希望通过拖延、打压等手段巩固权力。6月15日,人民党与国盟已经宣布就基本原则达成一致,即将签订协议,但随后布托却突然出访五个伊斯兰国家长达一周,正式签约就被搁置。

      三是布托带头将军队引入,利用武力而不是依靠法治维护自己的统治。布托为应对印度威胁,持续增加国防开支,增强了军队的实力。同时,布托政府开动国家暴力机器反对派,实施紧急状态;利用实施高压;颁布法令如《巴基斯坦防务法令(1971年)》(Defense of Pakistan Ordinance)、《反国家活动法(1974年)》,布托还利用《出版、媒体法(1963年)》压制媒体自由;创建联邦安全部队,打压民众。布托政府依赖军方解决俾路支问题,维持国内秩序,“使军人重燃对权力的渴望,并将他们带回”。同时,政府选举舞弊、社会不断、人民党政府依赖军队,这都让人民党政府合法性大打折扣。军中中下级军官普遍反感政府命令他们向民众开枪,不愿维护这个他们称为“骗子和选举操纵者”的。

      1977年4月,军方接管拉合尔等三个大城市,负责城市管理,如基本商品的价格管控,还在军事法庭审判民事案件等,基本上行使了政府职能。5月,形势迫使布托邀请军队高级将领参与内阁会议,商讨、经济政策及应对国动活动。这让军方更加肯定布托政府只能依靠军队处理危机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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